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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曰戎，被髮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

[23] 王俊龙：《〈周易〉经传数理研究》，第1页。例如，王著开宗明义便说： 本书所要论证的主要观点是：易卦是数码文字（人体象形文）。

[⑨] 王俊龙：《〈周易〉经传数理研究》，第七章，第142-155页。总而言之，王著的意义在于：它并不是对《周易》的我注六经式的解释，而是借《周易》来六经注我式地建构自己的独创性的数理逻辑体系。仿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，对于《周易》的数理（象数）模型，王著并不是照着讲，而是接着讲，即是用现代数理逻辑的方法来建立一个独创的数理模型。（四）作为数理（象数）的易理 关于名词性的数理、象数之数，《说卦传》讲： 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参天两地而倚数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然而所谓物理并非今天的用法，而是泛指事理，即指万事万物的道理，亦即广义的易理。

而西方人也是如此，例如numerology的词根也是数，这个词可以汉译为数字占卦术或数字命理学，然而其字面意思其实就是数字之学。孔颖达疏：‘黄中通理者，以黄居中，兼四方之色，奉承臣职，是通晓物理也。这一次的结果更具戏剧性，在人君之争中，官僚士人阶层一边倒地拥戴人的代表性人物，君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支持，以天子禅让、西汉灭亡告终。

后来，秦晖教授纠正了这一说法，秦晖认为，如果把当时引进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看作启蒙的内容，启蒙不但没有夭折，反而是成功了，因此，也就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。可是，到了二十世纪，这个词就和整个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这同时意味着承认了世应体例，承认了大夫临世天子应，承认了士大夫在特定条件下启蒙天子的合法性，由此，人君关系得到了暂时的缓解。对个体来说，是在公共事务中提出尽可能好的意见，对集体来说，是创建和维护意见自由流转的社会交往机制。

董仲舒之后，易学家孟喜尝试把阴阳灾变之说引入《易》，使《易》可以预测灾变。而我们要追问的是，就算是一次政治斗争，又如何可能以萤惑守心为合法性依据？ 翟方进作为宰相，位列三公，在名义上居百官之首，是职位最高的官员，尽管实际权力受到内臣的侵蚀，但仍是君以下整个社会结构中人（在位者）的代表，因为萤惑守心这一针对君的灾异天象而被迫自杀，可谓西汉人君关系结构性冲突的极端事件，同时也是代表性事件。

显然，余英时是同意这一体悟的，即以天人合一贯穿从古到今整个中国的思想传统。唯有依照京房易学，才可能把股肱精确定位到三公。这一切，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传统交给当代人的历史任务。所以，第三层架构为人君关系，以结构为主。

与公共事务相关的才属于人这一类身份。从而，持续数千年的中国人自我认识过程，可以在天人合一的框架内得到连贯思考。正因为这种信实状态与真假无关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 自然态度。[4] 宫崎市定, 九品官人法研究, traduit par 韩昇 et traduit par 刘建英, 中华书局, coll. ? 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 ?, 2008, p. 44. [5] 余敦康, 汉宋易学解读, 北京, 华夏出版社, 2006, p. 9. [6] 饶宗颐,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, 上海远东出版社, 1996, p.235 [7] 太白即金星，代表大将军，昴宿代表赵地，但太白蚀昴的含意可以有多种解释。

元帝并非没有犹豫过，一度曾经想试行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，但最终在争议中放弃。针对公共事务，意见的供求平衡已经发生逆转，变成买方市场。

人主至尊，无所畏惮（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）。公众每有疑惑，都是他们最渴望意见的时刻。

第三层的架构，以萧公权在论及董仲舒天人相应之说时提出的一个观点为主导。当然，京房易学远不止此，应当说，京房全面完善了孟喜易学。京房以新观念指导行动，反遭杀身之祸。对已经受到易学两千多年熏陶的中国人来说，极容易理解和接受，结果，救亡压倒启蒙说领一时之风骚。而类成员没有生与死，只有生与丧生，也就没有命运需要预测。晋卦的二爻的爻辞为：六二，晋如，愁如，贞吉。

合被自身同一性所深化。在孔子以前，人与民的区分还依靠血缘关系。

后世易学家即使专心阐释义理，不谈男女之事，也没有否认过这个最初的内涵。当把候引入到卦象中，候为天时，称候以天五，卦为地，称卦以地六。

一旦民有权参与公共事务，人与民就合二为一成为人民。汉初，由于官僚都只是天子的私臣，在没有世应体例的时候，诸侯、三公、大夫、元士，都只是天子的臣仆，不再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利。

尽管世应体例远不是京房易学的全部，但是它确实在汉宋人君关系的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且越来越重要。京房易学，在当时，作为最完善的易学，已经广为传播。§2.社会结构入《易》与启蒙观念的产生 此后，京房沿着孟喜开辟的道路，做了一项更为大胆的工作，他把宗法结构下的社会身份引入了《易》的卦象之中。只是，在新的社会结构之下，启蒙既非知识精英启蒙蒙昧者，也非位卑者启蒙位尊者，而是所有人启蒙所有人：所有人都是意见的提供者，所有人也都是意见的需求者。

在这一层，我们以台湾学者黄一农首创的方法，即，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考古天文学，还原古代天象。这种社会演进转型带来的结构问题，加之前述观念上的人君混淆不清，使得在汉代，人君关系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关系。

天命出自天，人是无法改变的。可见，中国式启蒙要想获得生命力，首先要反思其自身的由来，进而在道学——作为内圣外王之学，作为个体认识自我、参与公共事务之学——自身的反思之中，既能深入个体自我意识达致理性，又能在社会行动中指导个体如何参与公共事务、在实践中如何构建集体，才可能得以合璧中西，获得现代汉语启蒙一词的双重内涵。

孟喜的主要创建是十二消息卦，也叫十二月卦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

但是，实际历史中，天子拒绝分享权力，结果，权利与责任出现错位。地方末梢的县的长官，甚至可以施行死刑。在已知的数千年历史进程中，社会的结构转型不曾间断过，也不曾倒退过。儒学在抵御佛教侵蚀、与佛教竞争的同时意识到了个人：脱离了类成员状态、有生有死有命运起伏的个人。

质量越低的意见，对返回信实的帮助越小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中央官衙，或是地方，都由长官一个人负担全部责任。

正如邓晓芒教授所讲的，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，都是由某些民众的‘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，居高临下对老百姓进行启蒙，把民众当做儿童进行引导、教育[9]。古时历法五日为一候，三候为一气。

至此，我们看到，中国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，都是临世的知识精英要求主权者回应接受他们的教导，什么教导呢？或是自由主义，或是社会主义，总之是知识精英遴选出来的最佳教材。只要这种扭曲存在，随时都可以吞噬任何人，如果说其他人无足轻重没有被历史记住的话，那么，位极人臣的翟方进，就没有理由再被忽略。